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 野心家司马昭如何弑君的(4)

　　再看司马昭之心

　　有权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须先获得权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马昭靠仁义博取权威又重塑仁义行为的史家们，在逻辑上是打架的。任何一个政权的颠覆、崩溃和瓦解，都难逃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有时是相互作用和关联的。

　　以曹魏政权为例，从魏明帝曹睿大兴奢靡之风起，内生性危机的种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乐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贪敛盘剥而不知恤民。无论是曹芳还是曹髦，凭他们的资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这种危机的。在外，蜀汉、东吴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又虎视眈眈。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司马昭对曹魏的忠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卖命或愚忠，替皇帝卖命的忠臣属于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来，士大夫对皇家的忠诚标准，除了维护社稷、延续统治地位之外，爱民才是最高道德准则。

　　司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内、攘外”并举，凝聚民心，帮助皇权维稳，消弭了内生性危机;“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招抚异族，使得外生性危机也不复存在，所以“海内得以休息”。

　　试想，如果司马昭不作为或不做权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继续罔顾民意，放任士族，不思进取，一边反人民一边维稳，那就是政治乱伦了，何来曹魏国泰民安?其子司马炎又何来实力去完成大一统局面?

　　吊诡的是，史书中对司马昭罪行的鞭挞，多不胜数，而对他所做的好事，却仅是微不足道的几笔，非常令人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