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妲己的故事并非荒淫无道 揭真实纣王妲己是怎样的人(3)

　　但那时“诸子百家”个个口才了得，为了推销个人的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只顾激扬文字，“强”词夺理了。很多论据，也多是“想当然耳”。便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有时也会润润笔。譬如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间”的合理想象。当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酒池面积上大做文章，说可以“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样的想象力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也许，在他们看来，反正纣王不是个好鸟，形容得再淫荡、再荒唐也无妨。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他们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皇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同时，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升级。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里的“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再到《吕氏春秋》里的“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再到后来，年代愈久，想象力就愈丰富，写出来的史料也就愈生动，直到后世的《封神演义》，因为没有史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更是神乎其神。千古恶女的罪名，也终非她莫属。

　　对此，不禁要扪心自问：那些关于妲己近乎变态的行为，虽是后世杜撰，可我们为什么一直津津乐道，而且好像还很乐意把这些脏水泼在一个女人身上?

　　这不得不从纣王本人谈起。《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自然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大丈夫。只可惜，也正因为具备这些过人的才能，他便骄傲自大，听不进别人意见，有着“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坏毛病，“以为皆出己之下”。

　　同时，他还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毛病。身为一个君王、一个英雄、一个男人，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绝非后人夸张得那么荒淫无耻。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那个朝代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足以亡国。

　　如果说他的时代刑罚过重，也欠客观和公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文明执法，用电椅或静脉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实说明。《尚书·大禹谟》里载，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台”监狱。除了砍头外，那时还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酱)、车裂、腰斩、绞杀、烧死、弃市、灭族等各类残酷的刑罚。也就是说，这些刑罚并不是商纣王独创发明的。该不该对他的政敌或罪犯处以这样的刑罚，那就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

　　根据史料分析，除却诸多不确定因素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武王发动的政变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投机性。当初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可能只是政见不同罢了，但对微子(他的亲哥哥)却没有防备。后来微子竟背叛了他的兄弟和国家，引狼入室，难怪毛泽东都骂他是个汉(商)奸，感叹“微子最坏!”

　　实事求是地讲，纣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当时商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都装备着先进的青铜兵器和盔甲，而且他的作战部队中还有“象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古书上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他有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西部的周方国，另一个就是东部的夷人部族。纣王曾在山西黎城与文王恶战一场，把文王打得大败(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若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姬昌早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