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什么被骂无耻文人 揭郭沫若人品到底怎么样(4)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不是受到自然因果律支配的模式化的理性动物，人是有个性、有情感、有意志的。从上帝、天命与各种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自我就是宇宙，自我就是上帝，自我比世间一切万物都要伟大。郭沫若在《天狗》中气吞山河地狂吼：

　　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世界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全世界能量的总量。

　　此刻，郭沫若似乎是尼采与王阳明双重灵魂附体，将尼采的超人意志与阳明的“我心即世界”融为一体，一个包容了宇宙、自然、上帝的自我喷涌而出，巍然屹立在五四的中国。

　　自我，在传统中国何其渺小，总是被各种“网罗”压抑，个体的“小我”被家国天下的“大我”吞噬。郭沫若的一声狂吼，激动了千万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发现，原来在理性人之外，自我还可以如此浪漫，如此有激情：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上帝!

　　一瞬间，原先膜拜胡适的激进青年，读了《女神》之后，都如痴如醉，跑到郭沫若一边，成为他的铁粉了。

　　浪漫主义者有破坏的热情，更有创造的激情。他们总是将世界分为黑白分明的两端，旧世界是黑暗的、堕落的，必须毫不怜悯地全盘打碎;新世界是光明的、向善的，值得毫无保留地张臂拥抱。

　　在破坏与创造之间，全赖意志的坚决与激情的燃烧。浪漫主义其实是价值虚无主义，他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比自我更高的实在价值，我就是世界，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创造意志本身。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说郭沫若在《女神》里面是一个泛神论者，其实郭笔下的真正的神就是自我，那个与宇宙相通的自我。他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中豪迈地宣布：“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皆是自我的表现。”

　　这个自我，是一个孤独求败的英雄，既有尼采式的权力意志，也有拜伦、雪莱式的破坏热情。郭沫若的内心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先是崇拜自己，接着，将崇拜比自己更强大的救世主。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个浪漫主义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新月社是贵族式的浪漫，徐志摩内心膜拜的浪漫主义英雄是拜伦;而创造社、太阳社是平民的浪漫，比较起拜伦，他们更崇拜的是社会主义者雪莱。

　　郭沫若说过：拜伦“这位英雄诗人对于我的吸引力没有他的友人雪莱来得强烈。……记得是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30岁的拜伦的死不算夭折，因为他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而28岁的拜伦的死却是损失，因为我们失掉了一个朋友”。

　　创造社从前期的浪漫主义走向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浪漫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来说，是同一回事。太阳社的蒋光慈对郭沫若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这话深得郭沫若共鸣，觉得就是自己的内心声音。

　　贵族的浪漫主义来自于爱，而平民的浪漫主义常常出自恨：愤恨上层贵族精神，愤恨社会的不公平，愤恨自己的怀才不遇。创造社诸人都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郭沫若虽然拿着留洋官费，却要养活日本妻子和三个孩子。

　　他自负又自卑，傲气与自卑混杂在一起，让他痛苦不堪：“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症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他因此也变得格外的敏感。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他，正是他的次子出生的第三天。

　　诗名显赫的《女神》作者一边在厨房烟熏火燎地烧菜，一边与田汉聊天。郭沫若对田汉说“谈笑有鸿儒”，恰好安娜下楼来为婴儿洗澡，田汉即兴地半开玩笑回一句：“往来有产婆”。这一下尖锐地刺痛了郭沫若的自尊心，“感到受了不小的污蔑”，心里抱怨：“我假如有钱，谁去干那样的事?”

　　后来，郭沫若回上海的时候，胡适约徐志摩到他家里去看望，见他手里抱着孩子，样子甚为狼狈。出门后胡适对徐志摩悄悄地说：郭君“以四手两面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以其狂叛自居”。